本文研究受哈萨克斯坦法律管辖的合同中关于情况（事实）的陈述（заверения об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的法律性质，以及陈述不真实时的后果。文章在分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规范、学说观点及部分比较法判决的基础上，论证了陈述的合同模式；结合具体交易标的，买卖规则被视为补充的救济依据。实务建议涉及陈述的内容、信息披露以及救济方式的约定。

引言

情况陈述最初主要应用于股票与出资份额交易。卖方向买方告知其权属、权利负担、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许可证及诉讼情况。对买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决定其是否订立合同以及合同价格；但“陈述与保证”这一章名本身并不确定其法律后果。[5] [7]

保证和陈述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的合同中被频繁使用；我们推测，这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其他法律体系，而该制度在哈萨克斯坦民法体系中的定性并不等同于其在其他国家法律中的定性。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为执业律师澄清这一问题。

本研究旨在确定此类陈述在哈萨克斯坦法律下基于何种依据产生约束力，以及陈述不真实时可能产生哪些请求。为此，本文依次区分作为他人债务担保方式的担保与合同陈述，考察买卖规则对股票与出资份额的适用边界，进而比较合同内救济与合同外救济。核心论点是：陈述首先应被视为双方在经济意义上约定的风险分配，同时也是影响交易其他重要条款，特别是交易价格的重要条款。

研究范围限于民法一般规范，不分析证券交易市场、股份公司以及特定交易类型的特别规范。比较法综述的结论用于向哈萨克斯坦法律提出问题，而不取代其现行规范。

术语“担保”的法律含义

担保作为债务的保障方式

《民法典》第329至332条将担保规定为他人债务的担保方式。担保人就债务人履行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责任，该责任的范围由第332条和担保合同确定。该构造以存在他人债务及该关系中的三个主体为前提。

合同中约定卖方“担保”被收购公司无债务的，具有不同的含义。此处卖方告知公司的状况，并承担信息不真实的风险，但并非担保第三人债务的履行。因此解释此类条款时，应从其内容而非双方使用的措辞出发。

从实务角度看，明确区分合同陈述与《民法典》第329至332条规定的担保，可降低混淆两种法律构造的风险。

商品品质担保

商品质量保证是哈萨克斯坦《民法典》规定的另一类保证。它由第425条调整，涉及卖方在约定的保证期内交付符合合同要求的商品的义务。

还应指出，它与“陈述”具有相似之处：双方均约定了可核验的属性，以及该属性缺失具有法律意义的期间。

但质量保证并不等同于关于被出售股票或出资份额之公司的有关情况陈述。第425条能否类推适用于股票，取决于对股票及公司所声明的具体属性。3

立法现状

《民法典》没有关于情况陈述的专门条款。在立法项目工作中曾讨论增设第392-1条（情况陈述）和第351-1条（合同损失），但它们不能作为现行法适用。然而，缺少专门规范本身并不妨碍双方在合同中纳入关于事实的条款，并在《民法典》一般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约定其不真实的后果。

陈述的合同性质

合同自由

合同自由允许双方确定法律已有规定的协议和法律未规定的协议的内容，只要其不违反强制性规范（《民法典》第380条第2款、第382条第1款）。由此可以推知，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直接固定某一情况在约定日期存在或不存在，并分配其不真实的风险。[1]

要对此类陈述定性，仅有“一方保证资产状况良好”这类一般表述是不够的。合同必须具有可检验的内容：指明情况、评估时点、提供信息的主体及违约后果。双方可以强调个别陈述对价格协商或订约决定的意义；这一点在依据《民法典》第393条解释合同时同样有意义。[1]

合同的解释与缔约前陈述

条款含义不明时，《民法典》第392条第2款要求结合合同目的、谈判、往来函件、既有惯例及后续行为，查明双方的真实共同意思。因此，对公司的核查资料及缔约前陈述，有助于确定所约定陈述的含义。但函件中载有某些信息，并不意味着双方约定了该信息不真实的独立合同责任。对交易具有重要意义的陈述，宜纳入合同正文或其附件。[1]

关于陈述的学说争论

是否需要对陈述进行专门立法调整，仍是学说争论的问题。2016年学术实践会议的与会者建议“在民事立法中引入关于情况陈述（representations and warranties）的规定” [7]。该建议表达了法律发展方向上的主张，但并不能证明现行《民法典》中存在专门规范。

U. N. Rakhymgozhina讨论了一起出资份额买卖纠纷：由于缺乏专门规则，法院转而适用合同责任和商品质量的一般规定。据此，作者认为“在民法典中引入陈述与保证制度的必要性已经成熟”[5]。该案例表明法律定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М. К. 苏莱曼诺夫对法律草案拟借鉴的制度持更为克制的立场。他认为，“representations（陈述）制度以不诚信推定为前提” [6]；不与《民法典》关于法律行为及责任的一般规定相协调即引入相应条文，在他看来是无效的。该项批评的对象是法案的构造及其纳入法典的方式，并不排除依据现行合同自由规范采用具体合同陈述的可能。

对两种立场的比较可以把两个问题分开：交易实践是否需要陈述这种分配信息风险的工具，以及为此是否需要法典的专门条文。在公司权利交易中，对这种工具的需要显而易见。但由У. Н. 拉希姆戈任娜所述示例并不能推导出：关于公司财产的任何不实陈述都构成所售份额的瑕疵——买方权利的客体是份额，而资产属于公司。合同模式可以就所商定的信息约定责任，而无需预先解决新立法构造的一般性问题。[5] [6]

责任模式之争也体现在对违约时应支付固定金额的评估上。М. К. 苏莱曼诺夫指出，拟议构造“实际上把损失变成了对违约事实的违约金” [6]。这一区分对现行法具有实践意义：损害赔偿须证明损失的构成及其与违约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违约金适用自身规则，包括法院酌减的可能。合同中对款项的命名不应掩盖其法律性质。[6]

买卖规则的适用边界

股票

股票属于有价证券（《民法典》第129条第2款）。依《民法典》第406条第2款，除规范性法律文件另有规定外，买卖规则适用于有价证券。这就与关于第三人权利及买卖标的约定特征的条文形成直接连接点，但并不免除考虑关于股份公司及证券市场的特别规范。其适用问题超出本文范围。

有限责任合伙（ТОО）中的出资份额

与股票不同，有限责任合伙（ТОО）中的出资份额不是有价证券，其转让属于财产权的出售。《民法典》第406条第4款允许对此类出售适用买卖一章的规定，但以其内容或权利的性质未另有要求为限。因此，具体规范的可适用性须单独论证。

与买卖标的联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份额本身的陈述：卖方权属、无质押、无查封、无第三人权利主张。关于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债务、许可证及资产的信息属于另一层面的关系。它们影响份额的经济价值，但并不因此自动成为份额的法律属性。由此产生了直接适用买卖标的物规则与试图将其扩大适用于该企业经营活动情况之间的区别。

第三人权利

《民法典》第413条规定卖方有义务交付无第三人权利的标的物，买方同意接受有负担标的物的情形除外。违反该义务可导致减价，或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但卖方证明买方知道该负担的除外。第414条规定第三人在合同履行前产生的事由下取回标的物的后果，且不允许预先免除卖方的相应责任。

就股票而言，初始规范是《民法典》第406条第2款；就出资份额而言，则须考虑同条第4款的限制。两种情形下，关于权属及无权利负担的独立陈述都能使风险分配更加确定。出售份额时援引第413至414条，应当同时论证相应规则为何与公司法的性质相容。

品质与说明

《民法典》第422条将商品品质与合同相联系，在凭说明买卖时还与该说明相联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约定的股票或份额特征能否视为买卖标的的属性。但第422条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公司财务状况构成出资人份额的品质。У. Н. 拉希姆戈任娜所述司法示例说明了提出这种论据的可能，但并未消除公司权利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区别。因此，关于公司信息不真实的后果，宜直接在合同中加以固定。[2] [5]

交付有瑕疵标的物的后果

《民法典》第428条规定了减价、修理瑕疵、赔偿修理费用、更换标的物以及解除合同并返还已付款项。并非所有这些救济都符合公司权利的性质：减价和解除合同可能具有实践意义，而“修理”或更换份额通常不能反映违约的性质。

第428条对出资份额的适用，包括其规定的买方不得放弃相关权利的限制，须结合《民法典》第406条第4款另行评估。

企业的出售

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权利客体（《民法典》第119条）。第499条调整的是企业的转让，并特别规定发现未披露的债务时可以减价。收购股票或份额并不意味着取得作为财产综合体的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人及义务的债务人仍是公司。因此，第499条不能作为公司权利买方请求的直接依据；援引该条只宜作为审慎的比较法论据。

陈述不真实时的救济方式

损害赔偿

合同责任的一般模式以《民法典》第9条第4款和第350条为依据。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其赔偿以违反义务及由此造成的损失为条件。法律允许约定仅赔偿财产上的实际损失，但预先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约定无效。评估可得利益时，应考虑债权人为取得该利益已采取的措施。[1]

在不实陈述引起的争议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陈述的内容、作出陈述的日期、其不真实的证据、损失的构成与数额以及因果关系。合同可以事先确定所涵盖费用的种类——例如税费补缴、向第三人的付款及合理的维权费用——但这种列举本身并不免除原告对损害赔偿要件的举证责任。约定的通知程序有助于确定违约的发现时间及请求的范围。

违约金

违约金允许事先确定违约时应支付的金钱数额，债权人无须证明损失的金额（《民法典》第293条）。违约金与损失的关系由第351条规定：一般规则下，损失在未被违约金覆盖的范围内赔偿，但双方约定了其他合法方式的除外。此外，过高的违约金可依债务人的请求由法院酌减（第297条）。[1]

合同约定对陈述不实支付固定款项的，其可能被定性为违约金，这取决于义务的内容，而非双方所选择的名称。试图将该数额命名为“合同损失”，并不能排除《民法典》第297条的适用。因此，固定款项条款与赔偿经证明损失的条款必须分别起草，明确两者可否并用，并排除对同一损失的双重补偿。[1] [6]

合同的变更、解除与拒绝履行

根本违约可以成为司法解除的依据，如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在订约时有权期待的东西（《民法典》第401条第2款）。起诉前应先提出解除合同的提议，且另一方拒绝或在规定期限内未予答复（第402条第2款）。因根本违约解除的，可以主张赔偿损失（第403条第5款）。不实陈述对价格及交易目的的意义，在此类争议中须经证明。

诉讼外解除合同须有法律或双方协议的独立依据（《民法典》第404条第1款）。因此，仅凭陈述不真实并不能当然产生解除权。如果双方把该救济与基础性陈述被违反或损失超过约定门槛相联系，合同必须规定相应条件及通知程序，包括考虑第404条第4款确定催告期限。

交易的无效

不真实的信息对交易的效力也可能有意义。《民法典》第159条第8款允许在交易性质、标的同一性或显著降低其使用可能性的品质方面发生重大误解时，对交易提出异议。

法律还考虑重大过失及经营风险。

根据《民法典》第159条第9款，欺诈可构成独立的无效事由。但不实陈述并不当然等同于重大误解或欺诈：每一事由均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情形。

确认交易无效的后果不同于在保留已取得资产的情况下依合同获得赔偿。《民法典》第157-1条第3款规定双方返还所得；不能实物返还的，应返还其价值。第4款允许向有过错的一方追偿与交易无效有关的损失。

选择此种救济方式，须评估买方是要退出交易，还是在维持交易的同时补偿损失。

诚信原则与买方的知情

诚信、合理及公平的一般要求由《民法典》第8条规定，不能通过合同排除。因此，即使在公司核查之后仍保留买方援引陈述的权利的条款，也不排除法院对其行为的评价。买方知情在第三人权利规则中还具有特别意义：第413条直接考量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权利负担。合同对信息风险的分配应当兼顾两个层面的规范。

经营风险

对于在经营活动中违反的债务，《民法典》第35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承担责任，除非其证明履行因不可抗力而成为不可能。法律或合同可以规定其他责任制度。同时，事先达成的排除或限制故意违约责任的协议无效（第359条第3款）。起草陈述条款时，应以《民法典》的上述规则为依据，准确规定责任条件，包括法定免责事由。

请求提出的期限

一般诉讼时效为三年（《民法典》第178条）。其长短及计算方法由法律规定，不能由双方协议变更（第177条第2款）。一般规则下，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时起算（第180条第1款），时效由法院依当事人在作出裁判前提出的申请而适用（第179条第2款）。[1]

合同实务中使用的陈述有效期应与诉讼时效相区分。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发现不实后的通知期限，作为约定的补偿机制的要素；但其合法性及逾期的后果，须结合具体债务评估。此类条款无权变更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也不得以约定规避其强制性。[1]

《民法典》第430条关于发现商品瑕疵期限的规定，为适用品质规则的情形提供了额外的参照：没有担保期限的，请求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并考虑法律规定的上限。在未检验买卖规范可适用性的情况下，把这一体制扩大适用于出售股票或份额时的全部陈述，是不合理的。[2]

关于司法立场

所考察的资料中没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情况陈述的专门规范性判决。2016年7月7日第6号《关于交易无效及法院适用交易无效后果的若干问题》规范性判决对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意义，尽管其规定并不直接调整合同陈述。[3]

该判决第4段和第6段强调界定争议法律关系、可适用规范、诉讼标的及请求依据。这证实了必须循序渐进地论证所选请求：合同损失、买卖规则的适用或交易无效。这些请求之间的区别，对证明责任范围的构成也有意义。[3]

该判决关于双方返还（реституция）的规定揭示的是确认交易无效的后果，而不是陈述的履行体制。依一般规则，财产返还时对待给付一并返还；该判决还考察了在追夺（виндикация）情形下对卖方的独立请求。当争议超出依有效合同进行补偿的范围时，这些解释才具有重要意义。[3]

该判决第12至13段关于善意取得人及所有物返还请求权（виндикация）的规则，不能作为回答“取得陈述一方知情有何意义”这一问题的直接依据。它们对本文主题的意义，限于较为一般地指出买方知情及其行为性质的作用。这一结论不能取代结合具体请求对《民法典》第8条、第413条和第414条的分析。[1] [2] [3]

比较法参照

英格兰

在英格兰法律中，representation（影响订约决定的陈述）与warranty（合同性允诺）之间的区分，对应不同的救济依据。视具体情形而定，不实的representation可导致撤销及损害赔偿；对warranty的违反则在合同层面处理。1967年《不实陈述法》第2节调整不实陈述的后果及“有合理理由相信其真实”之举证责任的分配。这些构造说明了法律定性的意义，但不能仅靠术语的翻译直接移用于哈萨克斯坦的合同。[20] [21]

德国

德国法律提供了另一套解决方案。《德国民法典》第453条将买卖规定扩大适用于权利的出售；第442条将买方的权利与其对瑕疵的知情相联系；第444条则限制卖方在恶意隐瞒或作出品质担保时排除责任的可能。第276条特别涉及因作出担保（Garantie）而产生的更严格责任，以及预先免除故意责任的禁止；第311条则涉及缔约阶段产生的债务。对哈萨克斯坦的分析而言，尤其有示范意义的是必须区分买方知情、约定品质担保与缔约前行为。[11] [12] [13] [15] [16]

法国

法国法律单独规定提供重大缔约前信息的义务（《法国民法典》第1112-1条）及欺诈的后果，包括故意隐瞒决定性信息（第1137条）。在公司出售实务中使用合同性的garantie d'actif et de passif（资产负债担保），旨在补偿资产与负债的变化。法国最高法院2017年3月8日第15-19.174号判决强调准确界定该担保受益人的意义。就合同技术而言，这一示例说明：陈述的事项及有权主体必须被直接写明。[17] [18] [19] [21]

俄罗斯

俄罗斯立法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31.2条中规定了关于情况的陈述，确定其不真实的后果及商事交易、公司交易的若干特点。这一模式可用于比较立法方案与哈萨克斯坦现行规定。但《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31.2条并非受哈萨克斯坦法律管辖的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渊源。[8]

比较并未揭示统一的通用陈述模式。所考察的法律体系以不同方式连接缔约前告知、合同担保、买方知情与补偿。对哈萨克斯坦法律而言，比较材料的价值首先在于列出双方必须在合同中解决的问题：哪些事实由提供方承担风险、谁有权请求救济、已披露的信息如何考量、以及与违约相关联的后果是什么。[1] [2] [8] [13] [17] [18]

实务结论与合同条款示例

我们认为，仅在合同中加入保证和声明可能并不足够。因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个实务问题：

1. 每一项陈述的标的均应单独确定：可以涉及卖方、股票或份额本身、公司、其资产或负债。这种区分可以确定该陈述属于买卖标的，还是构成独立的风险分配。

2. 每一项陈述均应指明评估基准日。信息可以签约日、交割日或两个日期为准；嗣后发现错误并不改变已约定的评估时点。

3. 将陈述区分为（1）与所有权和权限有关的基础性或权利构成性陈述，以及（2）与公司经营有关的业务性陈述，有助于约定不同的违约门槛和不真实陈述的后果。

4. 宜在合同附件中披露例外事项。笼统提及文件可供查阅，并不能表明买方具体接受了哪些情况的风险。日后使用附件也更为便利。

5. 合同应确定因违反保证或陈述不实而可获赔偿的损失范围、费用的证明方式；在国际交易中，还应规定防止同一损失获得双重赔偿的方法。

7. 责任限制必须考虑强制性禁止，包括不得预先限制故意违约的责任，以及在适用《民法典》第414条时，不得免除标的物被第三人追夺的责任。

7. 诉讼外解除合同的权利应与明确的违约情形及约定的通知程序相联系。

8. 笼统提及“重大不实”，会使行使该权利的条件不明确。可以将损失与合同总价的比例设为判断标准。但我们认为，与财务标准相比，采用法律标准更为适宜。例如，事后发现的声明不实使取得交易标的的一方面临可证明的标的丧失风险。

9. 违约通知期限不应被表述为对诉讼时效的变更。

合同条款示例

“合同保证”是指双方在本合同及其附件中，就对合同订立、重要条款的确定和合同履行具有意义的情况所作的声明。合同保证不构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329至332条规定的、为他人债务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或补充责任担保。

双方确认，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是商定交易价格及其他条款的基础。

作出合同保证的一方对其真实性承担责任。

每项合同保证的真实性应在为其指定的日期或约定期间内进行评估。

若相关声明不真实，或因内容不完整而严重歪曲合同保证所述的情况，则构成违反合同保证。

如果合同保证包括作为、不作为或维持特定状态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即构成违反合同保证。

发现合同保证不真实或遭到违反的一方，应通知另一方并附上其掌握的证明文件。提出请求不以作出合同保证的一方承认违约或事先取得法院判决为条件。

违反合同保证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违反该合同保证所遭受且有书面证据证明的损失。

本文附件提供该示范条款，供读者下载使用。

结论

所作分析表明，在《民法典》没有专门条文的情况下，情况陈述可以凭借双方约定的关于事实及风险分配的条款获得约束力。这一区分将其与对他人债务的担保区别开来，并允许适用合同责任的一般规则。买卖规则能够补充股票买方以及——结合《民法典》第406条第4款——出资份额买方的保护，但不能消除公司权利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区别。

这一结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合同构造的精确性。双方必须确定陈述的标的与日期、已披露的例外、赔偿损失的范围、损失与违约金的关系、通知程序及合同解除的事由。争议已经发生时，请求应以确定的法律模式为基础——合同责任、可适用的买卖规则或交易无效——并考虑各模式在事由与后果上的差异。立法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提高规范的确定性，但其必要性与内容仍是学术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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